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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革主任在强制执行立法与实务论坛上的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朋友们,你们好!


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近几年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执行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一些制约执行工作长远发展的综合性、源头性问题依然存在,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仍然艰巨,仍然需要加倍努力。


执行难是怎么定义的?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作执行人难求,执行财产难动。当然除了执行难的问题,还有执行乱的问题,法院内部执行秩序无序,执行行为不规范,执行难和执行乱的关键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我看来执行难和执行乱主要有四大成因:


一是生效司法裁决文书公信力不足,公检法配合不够的问题。按理,在一个司法公信力较强的国家或者地区,执行本身不应该成为一个难题,因为生效的司法裁决文书,执行应该自然成为它的一部分,尤其是当事人在判决后主动地履行。只有个别的难以执行情况下才可以出现。我们不能把执行难的问题都推给执行庭的法官们,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执行法官而言,他们希望手中的案件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但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找到的是司法公信力问题。除此之外,我们在刑事案件中也能够深切感受到刑事案件的执行,事实上财产的控制权往往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财产最终都没有移转到法院来,那么法院更是难以执行。另外,公检法的配合体现在拒不执行的涉嫌犯罪人员该如何立案、如何抓捕的问题,这也是公检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


二是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我们设立巡回法庭包括异地审理、指定审理,其实是为了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地方保护主义,尤其是对龙头企业的执行,对于当地法院是勉为其难的。


三是司法腐败的问题。这点大家都有点感觉,事实上执行法官出现问题也是一个明证。


四是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问题。在我看来国企、民企、外资企业都应该在法律面前受到平等地保护。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他们仍然没有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所以如何实现法律对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也是执行难的一个恩怨。


针对执行难、执行乱这四个主要成因,在此我提以下两点建议:第一个是用好高科技,第二个是用好中介机构。无论是深改组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五年执行规划,他们关于如何解决执行难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系统研究。


那么,我为什么强调要用好高科技,包括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科技、云计算的工具呢?在我看来,解决执行难的决心与治国理念一脉相承,就是人定胜天的理念与决心。包括现在解决疫情问题,也是人定胜天的决心。但在我看来,即使有时候的人定胜天和顺其自然、尊重自然应该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个世界是有序的,同时也是无序的,在无序当中蕴藏着有序,尤其是在互联网思维、互联网大数据下,一旦给予主体,给予他们这样的自由、给予他们这样的选择,事实上从无序,众多生灵、众多复杂的现象是从无序走向有序,在规则机制的无形中这个世界自己会发挥出作用,往往不是靠决心和理想所实现的目标,无序的数据、无序的自然界给我们提供了有序的力量。


为什么要用好中介机构?因为中介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大数据公司在执行当中发挥了中介机构的积极作用,能有效帮助当事人、执行法院解决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我们在建言献策小组里面专门有个建议,让律师在中介机构的执行当中解决问题,帮助当事人主体解决执行问题。


《民事强制执行法》已经在全国人大开始审议,我认为,未来《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出台,对推进国家执行治理体系和执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的建设是基础和必然的要求。关于执行问题,判决书能不能得到兑现,法律打不打白条,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疫情当下,许多企业受此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进行,资金链条断裂,上下游产业链出现严重问题,生产经营出现困难,财政的税收大幅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合舟共济、共渡难关、共克时艰,更是在执行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完善强制执行立法具有重要的现实利益。


最后感谢各位老师参加本次中闻的论坛,感谢中国行为法学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预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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